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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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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朋义:扬帆出海 逐浪前行四十载

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作者:

发表时间:2019-01-30 16: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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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朋义丨文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裁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



“回眸40年,从意识觉醒到走出国门,从开拓探索到扩大合作,随着中国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升级,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道路越走越宽,中国出版人更加频繁地在国际场合亮相、发声,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提升?!?/span>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两年后,我从北外英语系毕业时,被分配到成立还不到一年的外研社。 

“好好干,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一个穷孩子的培养”——作为一名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当时这是我脑中的全部想法。

 40年弹指一挥间,1978年到2018年是中国出版界跨越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几代中国出版人见证了我国出版国际化工作的巨大进展。在很多领域,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成为关注的焦点。世界需要倾听中国声音,中国更需要国际表达。

 回眸40年,从意识觉醒到走出国门,从开拓探索到扩大合作,随着中国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升级,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道路越走越宽,中国出版人更加频繁地在国际场合亮相、发声,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提升。

回眸40年,我为能从事出版行业而感到幸运,更为能参与和见证中国出版的变革与发展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意识觉醒:以外研社早期探索为例

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也唤醒了出版人的版权贸易意识?;厥赘母锟懦跗?,只有少数出版社和出版人在国际版权贸易这个陌生的领域里“摸着石头过河”。这其中,外研社就是走在探索前端的出版社之一。 

1983年,外研社与来访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了自己的第一项版权贸易协议,即《牛津初级英语学习词典》和《牛津英语学习指南》,比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早了九年。 

当时我刚刚进入外研社工作,那时的总编辑和我都还没有自己的名片,我便临时起意用老式打字机把头衔打在白纸上,裁好纸又一张张贴在纸板上浆好,揣着这一叠手工制作的名片和总编辑坐上学校派的吉普车直奔北京饭店签约。 

谈判的初期,对方要求的版税率很高,并要求支付外汇。这两部书的主译刘世沐表示,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翻译版可以不支付版税。对方同意,我们要出版;对方不同意,我们也能出版。但是为了尊重对方的版权,外研社还是希望支付版税,只是当时外汇问题没办法解决,只能付人民币。对方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表示理解。于是双方签约,皆大欢喜。在可以不买版权的情况下而买版权,在可以不付版税的情况下而付版税,赢得了对方的好感和信任,从此双方开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随着《牛津初级英语学习词典》和《牛津英语学习指南》的出版,外研社拉开了国际合作的序幕。几十年来,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外研社在英语教学读物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外研社先后从牛津社引进“学生英语文库”“经典世界文学名著”40余种,英语读物“书虫”系列68种,并与其“学术与普及部”“英语教学部”“双语词典部”开展了全面合作。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92年7月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团代表秦关林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官方文件,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是中国政府深化改革、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开放的新进展,反映了中国在完善版权?;ぶ贫?,促进国际间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交流,加强国际合作方面一贯的良好意愿。 

外研社经过多年发展,实力日渐雄厚,又有外语的优势,这些都使其具备了国际合作的优越条件。1993年,外研社作为国内最早成立国际合作部的出版社,又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前端。由此,对外合作业务进一步得以开展,合作范围日益扩大,合作方式也趋于多样化、规范化。其中,电视外语教学节目的合作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合作的一大特色。1993年,外研社与瑞士希莫兹咨询公司及中央电视台合作推出英语教学节目《维克多英语》。这是我国自80年代的《跟我学》之后,又一次引进国外教学节目。同年,外研社同各地电视台联合,引进与我国台湾阶梯公司及美国麦克米伦公司的合作项目《走遍美国》。该节目是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历时8年、耗资700多万美元拍摄的英语教学片,在我国播出后大受欢迎,教材发行百万套。此后,外研社又成功引进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走向未来》并轰动一时。这些电视外语教学节目为外研社赢得了相当高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以上尝试使外研社在外语教学出版模式上闯出了新路,从此外研社加大了立体教学节目(图书、音像结合)的出版力度,自行拍摄或出版了《电视俄语》《许国璋电视英语》《商务英语》《TPR儿童英语》等,均获成功,同时也使外语电视教学节目成为外研社的一大出版特色。 

从1978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外研社为代表,全国众多出版社都萌发了版权贸易意识,中国出版人开始参与到全球出版贸易合作中。这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醒了中国出版业,掀开了中国出版人探索国际合作的新篇章。

 

深度合作:借船买船造船三步走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速,中国出版人的国际合作经验日趋丰富,视野更为开阔,国际出版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合作方式更加多样。最重要的是,合作出版的观念不断更新,合作出版的策略日趋成熟,全国出版机构在国际出版合作方面继续扩大合作范围、更新合作模式、增加合作伙伴。 

1995年前后,以外研社为代表的一些外向型出版社开始派员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以及法国、日本、香港书展等。值得一提的是,外研社同朗文公司携手,约请《新概念英语》作者亚历山大与中国学者联袂,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专门修订出版了新版《新概念英语》。新版《新概念英语》是实力联姻、深度合作的先锋之作,这种实力联姻,讲求的是双方实力优势的重新组合,以优秀选题为母体原型,针对特定的市场而专门生产的新生代产品。这种新型的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选题空间、出版空间,往往容易占据目标市场的制高点,从而可以从容地进一步充实和引导这一市场,最终以一种垄断性的方式覆盖市场。

《新概念英语》等一系列外语教材的成功出版,促使外研社下定决心立足于学术性、教育性出版,并开始涉足大学英语教材和中小学英语教材市场。于是,从无到有地策划、开发新产品又逐渐成为合作的主要形式。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与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小学英语教材《新标准英语》。高质量的教材加上强有力的营销手段,使得短短3年之内,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小学生使用了《新标准英语》教材。与此同时,外研社并没有忽视合理的原版引进,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剑桥国际英语教程》便是又一个巨大的成功。

随着与外方合作深度的加强,以外研社为代表的外向型出版社已经逐渐感到制度的建立和人才培养对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意义。于是人员的培训和出版理念的更新成为中国国际出版合作中的重要任务。与国际大公司的深度合作使得中国出版机构有机会深入了解先进的出版经验,与此同时,中国出版机构开始派遣出版人才到合作伙伴处学习先进的编辑经验和管理经验。这些努力的成果正在各个经营领域显示出来:选题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逐步趋向科学化、合理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汉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为中国的出版业带来了机遇。中国出版人担当着弘扬中国文化、推动汉语出版走向世界的重任,决心要在汉语出版领域有所作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过长期的准备与广泛的调查研究,国内一些出版社开始成立“对外汉语编辑室”与“影视制作中心”。步入新世纪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新千年全球刮起“中国风”、形成汉语热,中国出版的国际合作也呈现出双向式交流,一批外向型出版社围绕着大规模的对外汉语图书、光盘等电子出版物的出版重点,开始进行全新的国际营销与推广工作。 

随着“国际化”上升为出版机构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国际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建立稳定的内容生产和营销合作关系,中国出版实现了“借船出?!?。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机构已经与世界70多个国家的上千家出版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培生、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圣智、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全球出版业50强机构,可谓“开局良好”,并且在开发国际数字出版、开拓新媒体传播市场等方面,仍有更为广阔的前景。中国出版要“借船出?!?,更要“造船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凤凰出版集团、中南出版集团、新华文轩出版集团等国内各大出版集团纷纷成立、上市,一艘艘中国出版巨轮出海,驶向世界出版的大洋。 

但要想真正做到融通世界,中国出版界更要加大“造船出?!钡牧Χ?,进一步创新方式,不断开拓走向世界的道路。在此方面,不少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出版“走出去”不单单限于图书实物的出口,专项资金、专门人才“走出去”,用软实力影响硬实力,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此外,到世界各地办会展、以非贸易方式赠予出版物,同样能把文化传递给世界。只有不断建设新的平台、开通新的渠道,才能扩大中国优秀图书的国际覆盖面,让中国出版真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继产品、版权、品牌后,出版业开始尝试资本层面的走出去,探索“买船出?!?。比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8500万美元收购一家美国童书生产商,实现了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获得了其全部优质图书版权。 

总体来看,借船出海让产品和版权走出去,造船出海让品牌走出去,买船出海让资本走出去。

 

资本资源技术:推动国际合作的三驾马车

欣欣向荣的中国出版业正以更坚定的脚步走向世界。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 

个人认为,将产品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真正传播出去,才是最成功的“走出去”。目前的国际出版界,资本、资源和技术三大要素左右了行业的发展趋势。只有利用好这三个要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出版界面对的问题,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声音更好、更准、更快地传递到国际社会。 

第一, 资本的运作决定着世界出版行业的发展格局。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出版界不断发生着资本的兼并、联合与重组,国际出版企业的格局在不停变化。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已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单纯的版权输出和图书实物出口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中国出版企业需求,一些先行者开始让资本“走出去”,直接收购海外优质出版社。这种直接打入国际主流出版市场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意义。 

在走向国际之前,国内出版业资本市场也风起云涌,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也在不断释放。仅2017年一年内,就有中国出版、中国科传、新经典、掌阅科技、世纪天鸿5家出版机构相继上市。我们要鼓励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并购重组,使资本流到需要的地方去,从而有效扩大企业规模,提升文化资本的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能进一步为资本走出国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可累积的实力。

第二, 在国际出版行业中,资源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澳谌荩–ontent)为王、渠道(Channel)为王、便捷(Convenience)为王”这一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但是,显而易见,“内容”为最重要的资源。文化产业根本上是内容产业,内容和作者两个因素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谁拥有了强大的作者和强大的内容,谁就占有了市场份额。

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与西方世界的差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文化、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关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国应该通过支持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的发展,推动汉语教学,为中国出版物的海外接受打下文化基础。此外,我们还可以推出优秀作品和代表性出版物,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推广,“以点带面”,让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比如,在华人集中的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少儿、语言、武侠小说类图书较受欢迎;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等,则偏好传统文化类图书,关注中国发展形势;欧美国家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工艺、烹饪类图书充满好奇。这些资源都可以成为我们着重挖掘的对象。 

第三, 技术的力量也在国际出版市场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出版传媒业格局。亚马逊、苹果、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互联网大鳄进军出版传媒领域,对传统出版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技术变革的趋势之下,具备内容资源和资金优势的大型国际出版集团,都在试图进行转型。现在,爱思唯尔超过80%的市场收入来自线上出版和专业数据库业务,剑桥大学出版社纸质版书库则几乎停止运营,《大英百科全书》也不再印刷纸质版。中国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国内纸质图书的印量和销售量逐年下降。 

为此,国内出版机构也在尝试转型,努力形成传统出版与新媒体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一些企业已经在新领域开拓新业务,先行抢占了市场。这些转变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管理制度、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并为其下一步利用新技术进军国际出版市场做好准备。 

国内出版企业与国际出版集团强强联合,利用新技术共同寻求资源最大化,是出版企业的必然选择。商务印书馆与亚马逊达成纸电同步战略合作,其标志性品牌图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电子书将在亚马逊平台上线并销往全球市场。外研社和来自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16+1出版联盟)”,寻求版权、渠道、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合作。这些振奋人心的实例,向我们展示了技术力量在国际市场的大有可为,并提醒我们,在信息时代只有迎头赶上,才能分享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 


中国加入IPA:发出中国出版的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产业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庞大的产业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快速发展的行业,以任何标准进行衡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无疑都属于“出版大国”。如此“出版大国”却在国际性的出版行业组织中缺位,不仅是出版业面临的尴尬,也是出版人心中的遗憾。 

2015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通过大会选举正式成为国际出版商协会(IPA)的会员。从提出会员申请到正式成为会员,中国出版人为此努力了30年。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众多中国出版人、国际出版人也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20年前,通过各种努力,我联络并邀请到了当时的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阿根廷出版人安娜·玛丽亚·卡巴奈拉斯(Ana Maria Cabanellas)访问中国,这也是中国出版界与国际出版商协会的首次正式接触。自此以后,我与历任的每一位主席—————赫曼·斯普瑞特(Herman P. Spruijt)、池永硕(Youngsuk “Y.S”Chi)、理查德·查金(Richard Charkin)及现任主席米歇尔·科曼(Michiel Kolman)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持续向他们介绍中国出版业所取得的成绩。 

对于中国的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的会员中曾存在分歧。20160年伦敦书展,法国阿歇特出版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公开论坛上曾质疑中国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我当即抗议并起立反驳。我首先用中文表明态度,在台上的首席执行官表现出一脸困惑之后,又用英文复述了一遍。我表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既然法国可以成为会员,中国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我的发言得到了现场很多代表的认可。

 时任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的理查德·查金,在推进中国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他的长期努力与一贯支持推动了中国的加入。查金明确表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没有中国的加入,国际版协是不完整的?!?/span>

在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的3年里,中国出版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入国际出版,国际出版商协会有了更多“中国声音”。2016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举行的国际出版商协会年度大会上,4位中国出版人首次进入IPA:我出任IPA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春迟出任IPA教育出版论坛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出任IPA版权?;の被嵛?,中译语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洋出任IPA教育出版论坛委员会委员、出版自由委员会观察员。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出版业都正在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向世界表达自己、传播自己、展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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